理由在于，宪法授予国会以一般的立法权。

当然，由于刑事诉讼档案公开涉及范围较广、内容庞杂，制定一部关于刑事诉讼档案公开的法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立法时机尚未成熟以前，可以先完善现行法律。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案件裁判生效了，案卷材料还是永远保密的吗？对哪些人可以公开？哪些内容可以公开？这是一个关系司法民主、司法公正的重大问题。

隐私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公民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领域和私人活动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一方面，中级人民法院在四级法院中处于中间地位，对其管辖法院的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同时相对于基层人民法院来说，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较小，可以对档案的集中管理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方面，要将纸质档案进行集中管理。为了更好的发挥刑事诉讼档案公开的作用，应该明确刑事诉讼档案的内涵和范围，掌握其公开的时间，对于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公开方式，这样才能使刑事诉讼档案有针对性的公开，提高刑事诉讼档案公开的成效。二、我国刑事诉讼档案公开的成绩和问题 刑事诉讼档案公开，是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是实现程序正义的需要，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需要。

搜查与隐私权保护[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9:37. [[11]]张智全。域外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广义政府的所有档案最终都是要公开的，只是期限不同、在一定时期内使用的方式和针对的对象不同，这应当是可以达成的共识。结果，国家这个以促进个性发展为目的的功利性的装置便演化成一种道德制度。

例如，卢梭就认为死刑是正当的，他说正是为了不至于成为凶手的牺牲品，所以人们才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凶手的话，自己也得死。在舆论滔滔的情形下，不适用死刑是违背公议的，而适用死刑会得到广泛的支持，有利于促进执政者的权威。[28] 关于死刑是否违反人道主义的论证，参见陈永鸿：《一个理论的误区:死刑侵犯人权——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待死刑问题》，《法学评论》2006年第6期。个中缘由，不同社会对文明、人权的理解存在差异，而各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也存在差异，相应地对死刑问题就会有不同态度。

同时作为例外，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于敌人仍保留适用死刑的可能性，结合刑法理论分析，就是向我国发动战争的罪犯，死刑仍是一个选项。而人权的阶段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国家所处在的发展阶段相联系。

沿着这一路径前行，不仅超越了法学知识，而且必然要涉及政治学理论，尤其涉及有关意识形态的话语。死刑应否废止，与死刑的正当性判断有关。如果以人权作为废除死刑的根据，反倒会令公众质疑人权的价值，甚至提出杀人的人有人权，被杀的人反倒没人权类似的见解。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参见[德]梅尔：《德国观念论与惩罚的概念》，邱帅萍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1页。（五）国家性质和职能抵触说的局限性 任何理论只有在限定的论域内展开才是有效的，本文提出的观点也是如此。[16] 印度摩奴法主张，对谋杀犯适用死刑，是为了来生不会因其所犯下的巨大罪恶而受苦。[44]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6页。

当然，这一条款中的人权绝对不是空泛的、整体意义上的人权，而是以每个人为权利主体的权利。作者简介：时延安，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34]在我国，主张死刑违宪的学者主要也是将生命权和人的尊严作为废除死刑的根据。（2）1990年7月19日的263号解释，认为惩治盗匪条例中掳人勒索为唯一死刑的规定并不违宪。

二是，即便认为受害人有这样的权利，但其他社会成员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因而也无法形成人民意志并赋予国家杀人的权力。不过，从死刑存废的世界版图看，废除死刑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及其前殖民地国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看，也会运用契约来理解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倘若在一般意义上谈国家应否废除死刑，当讨论20世纪以前的国家类型时，对这个问题根本不会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答案。即便在今天，即便宪法和国际法能够给出国家的一般法律定义，但也不可能抹杀不同国家的自我定位和性质设定上的显著差异。对此，可以区分出绝对的生命权理论和相对的生命权的理论：绝对的生命权理论，即认为人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依法剥夺，国家只能在紧迫情况下基于正当防卫的理念杀人。

也就是说，不能在一个差异性明显的论域内讨论问题，只能在一个剔除差异性、存在共识的领域内讨论问题。[18] 参见[英]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刘仁文、周振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观念始终试图在现实与人文之间建立某种平衡，在死刑问题上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这些学说对废除死刑提出了有益的论证，但却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主张。

[26]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刑事司法从医疗模式（Medical Model）转向正义模式（Justice Model）。联合国第65届大会2010年12月21日通过的《暂停使用死刑》的大会决议（第65/206号）的序言再次提出，暂停使用死刑有助于尊重人的尊严及加强和逐渐发展人权，并认为死刑的威慑作用并无任何确切证据，并吁请缔约国暂停使用死刑。

解决这个悖论，比跨越李斯特鸿沟还要难。基于人民命题以及相对敌人命题，如果保留死刑，死刑的适用对象应该是属于敌人阵营的成员，而非人民的组成分子。《世界人权宣言》并没有关于死刑存废的条款，但其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40] 参见陈志祥、陈荔彤：《论我国如何停止死刑到废除死刑之立法政策》，《军法专刊》（台北）第56卷第6期。

在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那里，对死刑是否符合教义却存在较大争议，主张废除死刑的人从《旧约》中耶稣所主张的宽容找到答案，而且进入20世纪后，这些宗教组织领袖都提出废除死刑的观念。[31] 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02条、1991年马其顿宪法第10条、1992年斯洛伐克宪法第12条。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曾引用黑格尔的话：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34] 参见[英]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刘仁文、周振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3页。

（一）从国家学说探讨死刑存废的已有尝试 从国家性质和职能角度论证死刑的不正当性，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依据何种国家学说作为理论支持，以及以这种国家学说能否推导出相应的结论。[69] [德]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从这一经典论断出发，回到死刑问题，我们可以推导出：生命是个人自由的基础，而为维护个人的自由发展，首先要确保个人生命的不受侵犯，无论这种侵犯是来自于其他社会成员，还是来自于社会或者国家。[6]从半个世纪前后的数字比较分析，死刑废除国家的数量确实由少数变为绝大多数，俨然形成一股潮流。进入21世纪，联合国在五届大会上通过《暂停使用死刑》的大会决议，并将暂停使用死刑与人权保障联系在一起。[83]这一看法难以反驳，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放弃死刑，除了前文提到的前苏联的短暂实践。

这个提问在很多场合被提出，但并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充分展开。关于死刑是否违宪的讨论，在域外早已展开[29]，但在国内学界的讨论中，这个问题才拉开帷幕不久。

三是，从宪法出发认为死刑是违反宪法规范的，可概括为宪法抵触路径。[64]不过，这一判断值得商榷：第一次废除后恢复死刑，与列宁有关。

死刑显然与这一论断冲突，因为剥夺生命显然剥夺了个人自由发展的基础。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就意味着，国家相对于人民而言就是第二位的，而国家作为人民统治的工具，维护人民的利益是绝对义务。